（續前文）
台灣與韓國的關係
冷戰時期，韓國（南韓）與「自由中國」同為反共國家，雙方也將彼此視為兄弟之邦。兩國均有內戰，同時也都將收復失土與國土統一當成基本國策。過去，韓國人所能去的中國，就只有台灣這一塊土地，而台灣人也只能到韓半島的南韓訪問，因此，雙方所承認的都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中國與韓國。兩國內政上也有個共同點，那就是都為獨裁國家，對於彼此獨裁的批判，兩國都是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。韓國大部分都只提及蔣介石來到台灣後，在經濟建設上獲致成功的事例，又因為日治時期，蔣介石曾在中國支援過韓國的獨立運動，特別是在上海協助韓國成立臨時政府，因此我們對於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，一直都相當具有好感。而且，由於兩國皆為獨裁政權，對於獨裁的方法，雙方也是相互學習。還有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是，韓國的維新憲法(1972~1979)中，經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，以舉手表決來選舉總統的方式，也是參考了當時台灣的總統選舉模式。（註二）
台灣政治史上最大的打擊，應該就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後，所造成的台美斷交（1978年）了。由於韓國是最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，因此以國家來看，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最長久的國家，應該要算是韓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了。1992年台韓斷交後，台灣簡直就是國際上的孤兒。遭到至親友邦背叛的台灣，之後對於韓國，總是帶有愛恨交織的情感。每當韓國在體育競賽或其他方面上，有些優異的成績出現時，台灣批判性的文章也總是傾洩而出，這種現象的起因，我想就是在這又愛又恨的情感上，又添加了些許的仇視吧。
最近以韓國電視劇為首的韓流風，也在台灣強力放送，台灣對於韓國的好感，也因此急速攀升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，就是當人們聽到裴勇俊即將下塌台灣7星級的圓山大飯店時，飯店裡所有的房間馬上被預訂一空。就連我這次來台的短暫期間內，電視上不僅有太王四神記、明成皇后，甚至連星期天所播放的娛樂節目，在台灣也可以收看得到。最受歡迎的還是大長今！聽說播放大長今的時候，街道上也都冷冷清清的呢。
韓國的民主化過程對於有志之士來說，也是另一種型態的韓流。當年台灣是以一種較為平靜沈穩的步伐，來進行改革，但是有時候，台灣也會羨慕韓國這種充滿熱情的民主化抗爭模式。最令台灣人感到訝異的例子是，韓國居然能以鐵腕手段，將518民主運動中屠殺人民的總統，予以判刑。（註三）台灣的寧靜革命也許引發了較少的社會對立，但是，台灣確實少繳了許多民主的學費，也因此，在民主改革無法徹底普及的情況下，人民也逐漸遺忘民主的可貴，這點不禁令人感到相當惋惜。
關於「過去清算」，台灣到目前為止，對於過去政府犯罪行為的責任歸屬，仍未能透過司法審判，讓它成為討論的焦點，而且司法本身也未能完全獨立。近年來，針對二二八事件，學者首次正式以法律理論，提出了責任歸屬的問題。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」在2006年2月正式出版，這本書是由政府正式認定的公文檔案。在這本研究報告書裡，首次以「…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之深、干預層面之廣，這樣的最高領導人，當然要為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。」的字句，來評論蔣介石。（註四）但是，也因為這樣的字句描述，使得負責撰寫的學者（召集人與第三章的執筆人），遭到蔣介石的孫子（現任立法委員），以誹謗的名義提起告訴。去年2月，法院判以不起訴處分。（註五）
韓國審判518的法理與經驗，在台灣以二二八事件為首的國家過去犯罪等責任歸屬議題上，是很值得被學習與借鏡的。然而，由於台灣司法審判官多為國民黨員，再加上整個司法部門處於一種寧靜司法的消極氛圍當中，因此，在這個因行政上的屈服，導致看不到司法獨立性與人權理念的批判聲中（註六），實際上，我們很難對這些議題進行審判。
那麼，我們韓國的「過去清算」工作，真的能是亞洲的模範嗎？對任何國家來說，確立民主轉型期的司法正義，並非一個簡單的課題。不論任何情況，在與威權主義支持勢力達成一定程度妥協的時候，將正義原則具體化的艱困問題，一定也會跟隨而來。為了鞏固這剛起步不久的民主，至少我們不能讓民主政治，再往助長過去勢力的方向走去。因此，「過去清算」應該是一種有局限，且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正義實現，而不是一個充滿報復心態的正義。在對全斗煥與盧泰愚的審判中，韓國也是選擇了以告知人民「何為不法、何為犯罪」的方式，在扶植社會正義、公正真相調查，以及恢復受害者的名譽上，做出眾多貢獻。台灣在尚未能正面提出「蔣介石－國民黨責任論」，以及將議題法律化的觀念，傳遞到整個社會的情況下，韓國的案例正好可以成為一個借鏡。
當然，透過台灣，韓國所能認清與學習到的事物也不少。518的過去清算，特別是在補償的問題上，台灣就提供給我們一個先例。國家機關（總統）的道歉，台灣與韓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達成的。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，二二八事件由於是一個無法掩飾掉的問題，因此政府對於二二八的處理方法，就成為台灣民主化的試金石。要求對事件展開真相調查、名譽恢復、補償與道歉等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，今日也已經來到一個政治與法律上的解決階段。紀念工作與紀念公園也都已經建構完成。韓國的518或民主化運動，與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是很值得彼此換取經驗的。
另外，在與共產主義對峙的情形下，同採徵兵制的台韓兩國，也面臨著應該如何處理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課題。在台灣，對於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懲罰，早已廢除，並且改採服替代役的制度。這一點也值得我們韓國來參考。（註七）就像這樣，一方的成就，可以是另一方的啟示點與催化劑，從這樣的觀點，我們也算是開展出人權運動比較法上的視野。
21世紀，台灣的未來是？
到目前為止，基本上我都是在傳遞追求「台灣化」的立場。然而，在一些外生型民主國家中，大概也就是那樣，年輕世代對於政治或理念總是漠不關心。對於成天只知道賺錢，以及追求好不好玩的新世代來說，像二二八或是國家認同等的議題，很容易被看成是老舊世代的惱人爭論。
21世紀的東亞，中國的霸權勢力勢必會越來越強大。在中華霸權的支配之下，台灣的獨立活動更可能刺激到中國。台灣化的主張，不僅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真誠呼應，也很難戰勝中國所施加的壓力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很實際地順應中國霸權，標榜一國兩制，追求國民黨所主張的兩岸和平體制路線。但是，人類哪裡是單靠麵包就能生存的。即使前程艱辛困難，然而我們仍應該在主張台灣化、獨立化的同時，也試問人心，究竟是大國霸權重要，還是應該讓小國人權成為更重要的價值核心。而唯一能與現實威權抗衡的弱勢主張，不就是「人權」嗎？由此看來，二二八不但是個尚未完成的課題，而且也仍具有政治上的號召力。喚起二二八遭到壓縮的記憶，在政治上號召人民一起防止中國大陸在未來任意欺壓小國，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。
（註一）中正紀念堂於2007年5月19日，正式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。這是民進黨在二次執政之後，所推行之「正名運動」中的一環。改名之後，曾舉辦過「再見，蔣總統」的特別展覽。
（註二）維新政權的維新憲法架構，宣稱是借鏡自法國第五共和。然而，維新憲法上的權力構造，其實是研究了台灣的蔣介石、印尼的蘇哈托、西班牙的弗朗哥等亞歐終身獨裁者的威權政府統治架構後，再予以韓國化的。首次從維新憲法教科書中，澄清出這種觀點的是金哲洙教授的「憲法學院論」，不過這本書在發行之後，也隨即遭到沒收。
（註三）518的部分參考朱立熙，「國家暴力與過去淸算：從韓國518看臺灣228」（允晨文化，2007）。本書詳盡描述韓國518的展開過程與過去清算的應用實例，照片也相當充足豐富。台灣二二八與同樣擁有陸地對島民大量屠殺悲慘記憶的濟州4.3，擁有緊密的共同意識，濟州4.3研究所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締結了姊妹關係，相互訪問，並以這種方式持續發展人權團隊交流。
（註四）張炎憲總編輯，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硏究報告」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06，168頁。
（註五）依據檢察的不起訴處分，該主旨為事件的「是非曲直是可以自由公開判斷的」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二二八會訊，2007/8，23~25頁。
（註六）陳志龍，「亞洲覇權的司法歸順性與對抗性檢討司法怠惰與司法人權」，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國際學術會議資料集，『大國覇權vs.小國人權』， 2008， 283頁，以下參照。
（註七）良心兵役拒絕權的實現與替代役制度改善之共同會議，『台灣替代役制度視察報告書（2004. 5）』，出處： http://www.withoutwar.org/bbs/data/www_pds/050426대만_보고서.hwp
（本文原以韓文發表於2008年3月首爾大學校法學研究所出版的期刊「首爾大學校 法學」(第49卷第1號，通卷146號)，經韓寅燮教授同意轉貼，全文由鄭乃瑋翻譯）
台灣與韓國的關係
冷戰時期，韓國（南韓）與「自由中國」同為反共國家，雙方也將彼此視為兄弟之邦。兩國均有內戰，同時也都將收復失土與國土統一當成基本國策。過去，韓國人所能去的中國，就只有台灣這一塊土地，而台灣人也只能到韓半島的南韓訪問，因此，雙方所承認的都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中國與韓國。兩國內政上也有個共同點，那就是都為獨裁國家，對於彼此獨裁的批判，兩國都是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。韓國大部分都只提及蔣介石來到台灣後，在經濟建設上獲致成功的事例，又因為日治時期，蔣介石曾在中國支援過韓國的獨立運動，特別是在上海協助韓國成立臨時政府，因此我們對於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，一直都相當具有好感。而且，由於兩國皆為獨裁政權，對於獨裁的方法，雙方也是相互學習。還有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是，韓國的維新憲法(1972~1979)中，經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，以舉手表決來選舉總統的方式，也是參考了當時台灣的總統選舉模式。（註二）
台灣政治史上最大的打擊，應該就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後，所造成的台美斷交（1978年）了。由於韓國是最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，因此以國家來看，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最長久的國家，應該要算是韓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了。1992年台韓斷交後，台灣簡直就是國際上的孤兒。遭到至親友邦背叛的台灣，之後對於韓國，總是帶有愛恨交織的情感。每當韓國在體育競賽或其他方面上，有些優異的成績出現時，台灣批判性的文章也總是傾洩而出，這種現象的起因，我想就是在這又愛又恨的情感上，又添加了些許的仇視吧。
最近以韓國電視劇為首的韓流風，也在台灣強力放送，台灣對於韓國的好感，也因此急速攀升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，就是當人們聽到裴勇俊即將下塌台灣7星級的圓山大飯店時，飯店裡所有的房間馬上被預訂一空。就連我這次來台的短暫期間內，電視上不僅有太王四神記、明成皇后，甚至連星期天所播放的娛樂節目，在台灣也可以收看得到。最受歡迎的還是大長今！聽說播放大長今的時候，街道上也都冷冷清清的呢。
韓國的民主化過程對於有志之士來說，也是另一種型態的韓流。當年台灣是以一種較為平靜沈穩的步伐，來進行改革，但是有時候，台灣也會羨慕韓國這種充滿熱情的民主化抗爭模式。最令台灣人感到訝異的例子是，韓國居然能以鐵腕手段，將518民主運動中屠殺人民的總統，予以判刑。（註三）台灣的寧靜革命也許引發了較少的社會對立，但是，台灣確實少繳了許多民主的學費，也因此，在民主改革無法徹底普及的情況下，人民也逐漸遺忘民主的可貴，這點不禁令人感到相當惋惜。
關於「過去清算」，台灣到目前為止，對於過去政府犯罪行為的責任歸屬，仍未能透過司法審判，讓它成為討論的焦點，而且司法本身也未能完全獨立。近年來，針對二二八事件，學者首次正式以法律理論，提出了責任歸屬的問題。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」在2006年2月正式出版，這本書是由政府正式認定的公文檔案。在這本研究報告書裡，首次以「…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之深、干預層面之廣，這樣的最高領導人，當然要為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。」的字句，來評論蔣介石。（註四）但是，也因為這樣的字句描述，使得負責撰寫的學者（召集人與第三章的執筆人），遭到蔣介石的孫子（現任立法委員），以誹謗的名義提起告訴。去年2月，法院判以不起訴處分。（註五）
韓國審判518的法理與經驗，在台灣以二二八事件為首的國家過去犯罪等責任歸屬議題上，是很值得被學習與借鏡的。然而，由於台灣司法審判官多為國民黨員，再加上整個司法部門處於一種寧靜司法的消極氛圍當中，因此，在這個因行政上的屈服，導致看不到司法獨立性與人權理念的批判聲中（註六），實際上，我們很難對這些議題進行審判。
那麼，我們韓國的「過去清算」工作，真的能是亞洲的模範嗎？對任何國家來說，確立民主轉型期的司法正義，並非一個簡單的課題。不論任何情況，在與威權主義支持勢力達成一定程度妥協的時候，將正義原則具體化的艱困問題，一定也會跟隨而來。為了鞏固這剛起步不久的民主，至少我們不能讓民主政治，再往助長過去勢力的方向走去。因此，「過去清算」應該是一種有局限，且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正義實現，而不是一個充滿報復心態的正義。在對全斗煥與盧泰愚的審判中，韓國也是選擇了以告知人民「何為不法、何為犯罪」的方式，在扶植社會正義、公正真相調查，以及恢復受害者的名譽上，做出眾多貢獻。台灣在尚未能正面提出「蔣介石－國民黨責任論」，以及將議題法律化的觀念，傳遞到整個社會的情況下，韓國的案例正好可以成為一個借鏡。
當然，透過台灣，韓國所能認清與學習到的事物也不少。518的過去清算，特別是在補償的問題上，台灣就提供給我們一個先例。國家機關（總統）的道歉，台灣與韓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達成的。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，二二八事件由於是一個無法掩飾掉的問題，因此政府對於二二八的處理方法，就成為台灣民主化的試金石。要求對事件展開真相調查、名譽恢復、補償與道歉等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，今日也已經來到一個政治與法律上的解決階段。紀念工作與紀念公園也都已經建構完成。韓國的518或民主化運動，與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是很值得彼此換取經驗的。
另外，在與共產主義對峙的情形下，同採徵兵制的台韓兩國，也面臨著應該如何處理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課題。在台灣，對於那些因宗教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懲罰，早已廢除，並且改採服替代役的制度。這一點也值得我們韓國來參考。（註七）就像這樣，一方的成就，可以是另一方的啟示點與催化劑，從這樣的觀點，我們也算是開展出人權運動比較法上的視野。
21世紀，台灣的未來是？
到目前為止，基本上我都是在傳遞追求「台灣化」的立場。然而，在一些外生型民主國家中，大概也就是那樣，年輕世代對於政治或理念總是漠不關心。對於成天只知道賺錢，以及追求好不好玩的新世代來說，像二二八或是國家認同等的議題，很容易被看成是老舊世代的惱人爭論。
21世紀的東亞，中國的霸權勢力勢必會越來越強大。在中華霸權的支配之下，台灣的獨立活動更可能刺激到中國。台灣化的主張，不僅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真誠呼應，也很難戰勝中國所施加的壓力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很實際地順應中國霸權，標榜一國兩制，追求國民黨所主張的兩岸和平體制路線。但是，人類哪裡是單靠麵包就能生存的。即使前程艱辛困難，然而我們仍應該在主張台灣化、獨立化的同時，也試問人心，究竟是大國霸權重要，還是應該讓小國人權成為更重要的價值核心。而唯一能與現實威權抗衡的弱勢主張，不就是「人權」嗎？由此看來，二二八不但是個尚未完成的課題，而且也仍具有政治上的號召力。喚起二二八遭到壓縮的記憶，在政治上號召人民一起防止中國大陸在未來任意欺壓小國，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方法。
（註一）中正紀念堂於2007年5月19日，正式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。這是民進黨在二次執政之後，所推行之「正名運動」中的一環。改名之後，曾舉辦過「再見，蔣總統」的特別展覽。
（註二）維新政權的維新憲法架構，宣稱是借鏡自法國第五共和。然而，維新憲法上的權力構造，其實是研究了台灣的蔣介石、印尼的蘇哈托、西班牙的弗朗哥等亞歐終身獨裁者的威權政府統治架構後，再予以韓國化的。首次從維新憲法教科書中，澄清出這種觀點的是金哲洙教授的「憲法學院論」，不過這本書在發行之後，也隨即遭到沒收。
（註三）518的部分參考朱立熙，「國家暴力與過去淸算：從韓國518看臺灣228」（允晨文化，2007）。本書詳盡描述韓國518的展開過程與過去清算的應用實例，照片也相當充足豐富。台灣二二八與同樣擁有陸地對島民大量屠殺悲慘記憶的濟州4.3，擁有緊密的共同意識，濟州4.3研究所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締結了姊妹關係，相互訪問，並以這種方式持續發展人權團隊交流。
（註四）張炎憲總編輯，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硏究報告」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06，168頁。
（註五）依據檢察的不起訴處分，該主旨為事件的「是非曲直是可以自由公開判斷的」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二二八會訊，2007/8，23~25頁。
（註六）陳志龍，「亞洲覇權的司法歸順性與對抗性檢討司法怠惰與司法人權」，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國際學術會議資料集，『大國覇權vs.小國人權』， 2008， 283頁，以下參照。
（註七）良心兵役拒絕權的實現與替代役制度改善之共同會議，『台灣替代役制度視察報告書（2004. 5）』，出處： http://www.withoutwar.org/bbs/data/www_pds/050426대만_보고서.hwp
（本文原以韓文發表於2008年3月首爾大學校法學研究所出版的期刊「首爾大學校 法學」(第49卷第1號，通卷146號)，經韓寅燮教授同意轉貼，全文由鄭乃瑋翻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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